“要学生学”和“学生要学”（2）

我们知道，中国人从幼儿时期开始，一直到成人的二十几年的时间里，几乎一直是处在“被要求”学习的状态里。一个在漫长的“要我学”的教育过程中生长的人，学习只是为了满足来自他人的要求，是为了学给他人看的，学习的动力来自外部的勉强，而不是源自内心的追求。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剥夺“自我”的过程，这是一个弱化“自觉”的过程。这绝不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方法，恰恰相反，正是一个剥夺人的灵魂的方法！这样的过程和方法，严重违背了教育原有的宗旨，被教者的成长方向和施教者的初衷背道而驰。（令人欣慰的是在新教改的六条中，“过程”与“方法”的问题已经被明确提出。）

记得在我们的软件培训班上，有一堂课讨论的题目是“工作为谁干？”当老师向同学们发出“工作为谁干？”的问题时，班上的同学异口同声地回答“为老板干！”在“要学生学”的教育模式的熏陶下，同学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我。就像学习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父母为了老师一样，他们工作也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老板。在踏出校门进入工作岗位以后，学生们自然而然地就演变成为一个“要我干”的人。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工作的自觉性的，失去监督就会偷懒；有了监督，也不会用心认真地干。我们制造的产品品质高不起来，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此——干活的人不认为是为自己干，没有自觉意识，也就不会有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，所以也不用心认真干活。我们都知道，职业素养，敬业精神在中国的职场是稀罕之物。

基于同样的道理，在当学生时，学习是为了考一个好成绩给父母看，让老师高兴。等到有朝一日成为官员时，他们工作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有一个好的政绩报给上级看，让上级高兴。官员的工作动力，同样地来自上级的压力，很少源自于对自己岗位的责任意识和应有的职业素养。

在学校学习是为了给父母和老师看，在企业工作是为了给老板看，做了官干活是为了给上级看，这些和儿童的一切行为都喜欢给大人看，期许着大人的肯定，在心理的层面上有什么不同？所以，“要学生学”的教育过程严重限制了受教育者心智的发育，把受教育者训练成了丧失了独立人格的“儿童心态”的成年人——肉体发育了，心智未能成熟。

在“要学生学”的教育精神熏陶中长大的人，也不适合从事服务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从小就没有“自我”意识，也就缺乏自觉性。缺少自觉，就不可能有职业素养。（通常我们中国人用“良心”来模糊地表达职业素养。）没有职业素养，就不适合从事服务业。比如，医生和病人。作为接受服务的病人，是不可能对提供服务的医生的服务质量做出判断的，只有医生本人自己心里清楚，凭他的良心。所以，中国的服务业难以发展，服务水平难以提高，原因也在此。

同样的原因，在“要我学”的被动的教育过程中长大的学生，不适合从事软件生产。软件生产的过程，就是人脑思考的过程。人脑的思考本质上必须是主动的，才会是有效的。主动思考的存在，表现在学生可见的社会行为上，我们看到的就是“不听话”。为什么会“不听话”？因为讲的人的看法，和听的人经过自己的思考得出的看法不一样。同理，听话的孩子不思考，不听话的孩子会思考。在我们培训班上，原本老师们担心的沉溺于游戏机的同学的表现，足以说明这一点。他们停止玩游戏机是完全自主的选择，他们表现出对问题很强的思考力，观察的深度，表述的逻辑性，概念的清晰程度都在他们的日报中反应了出来。

不同的人，对同一个事物是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感受的，也就不可能会有完全一致的看法。在我们的“要学生学”的教育过程中，不听话的孩子必然惨遭淘汰，也就是独立思考功能必遭扼杀。没有了独立思考功能，也就失去了从事软件生产的能力。此其一。

其二，谁可以看到一个人头脑里的思考过程？谁可以看出一个人在思考时是全力以赴？还是半心半意？是在用心思考某一个解决方案？还是在回味和异性的约会？所以，自觉意识，主动精神，职业素养，是理想的软件从业人员不可或缺的禀赋。但是，在“要学生学”的被动的教育过程中，这些禀赋只会被消减而不会被增加。这些禀赋被削弱的学生，即便学习了再多的计算机语言也不会有效地运用以解决问题。软件行业在中国举步维艰，软件企业极其严重的人才荒，原因在此。

甚至整个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都不得不适应中国的“要学生学”的教育模式训练出来的人群。全世界都知道，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是来自上层的行政力量，而不是市场的那一只“看不见的手”。在中国当领导也还真的不容易，不仅仅是提供服务、把握方向，更重要的是还得充当发动机。因为，中国人已被教育的，为民，小富即安；为官，得过且过。一旦失去了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，社会就会停止发展。